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指的是科技这一生产力渗透性要素在生产力三要素中能够发挥“乘数效应”，掌握科技的劳动者、科技创新含量高的劳动工具和科技加持的劳动对象及其新的组合，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技术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的每一点技术进步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质的飞跃。此轮新质生产力形成，科技发挥作用更大于前几次产业革命。科技作用劳动者要素成为“高科技”劳动者；科技作用于劳动工具要素形成“智能化”劳动工具；科技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其范围更广阔。科技进步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进步的过程。只有劳动者进步，才有劳动工具的进步和劳动对象的范围扩展和形式变化。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借助于科技进步形成新的生产力。人类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科技进步，才能够实现“非零和博弈”。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时，全球仅有近8亿人，20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人口接近80亿，而且人均寿命和生活质量远远高于马尔萨斯时代，这一人口理论之所以“破产”，是因为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15]。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引爆产业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进生产力发生一次质的飞跃。人类已经发生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和三次产业革命，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关键期，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生产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科技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和创新三种活动主体，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家，技术开发的主体是工程师，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主体作用。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概念，每一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产业革命都是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形成一次新质生产力，在两次技术和产业革命之间仅仅是“量变”过程。第一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生产力从农业时代的旧质生产力“质变”为以蒸汽动力撬动的新质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第二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生产力从蒸汽时代的旧质生产力“质变”到以电力撬动的新质生产力，人类进入到电气时代；第三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生产力从电气时代的旧质生产力“质变”到以计算机撬动的新质生产力，人类进入到信息时代；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生产力可能从信息时代的旧质生产力“质变”到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技术撬动的新质生产力，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每一轮生产力的质的飞跃，都是由技术革命特征决定的，第一二两次革命特征在于延伸了人类的“体力”，第三次革命的特征在于延伸了人类的“脑力”，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要特征集中表现为延伸人类的“智力”和“寿命”两大领域 [16]。所以，未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的大方向都是围绕着延伸人类的“智力”和“寿命”而顺序展开。

技术革命性突破引发生产力质的飞跃。科技史研究表明，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以牛顿力学体系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标志的两次科学革命，发生了以纺织机和蒸汽机、电的存储和运输、计算机和核能为代表的三次技术革命，进而引发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技术和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直至今天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第二次、第三次技术和产业革命成就了美帝国梦想，现在仍然是全球第一大国强国。当前正在发生第四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大量的突破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和原创性技术涌现，正在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促成生产力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催生出新质生产力。中国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技术群50年左右一个周期。新技术群正在生成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将引发生产力质的飞跃。一是新技术涌现的群组性。新一轮技术革命不是少数技术创新突破，而是包括量子技术、基因技术、数字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多个群组技术的持续涌现。二是新技术应用的颠覆性。量子计算和核聚变技术将会颠覆引发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计算机技术和核裂变技术；基因技术不仅颠覆了传统医学技术、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而且颠覆性产生了生物制造技术；数字技术以工业软件为代表，正在颠覆传统制造业技术；等等，使生产和生活全面产生颠覆性变化。三是新技术影响的全面性。新技术群涌现不仅仅发生在工业领域，对农业和服务业也产生深入影响，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全面渗透性、跨界融合性改造，影响之深之广前所未有。四是新技术扩散的快速性。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的演化周期大大缩短，而且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也十分迅速，几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领域之间同步发生一场技术变革，跨界扩散和跨国扩散十分迅速；另外技术源头的多元性和去中心化也十分明显。新一轮技术革命性突破正在引发生产力质的飞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孕育着巨大的生产力更新升级机遇，各领域科技突飞猛进发展，为创新提供了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创新正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历史视角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形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要素或条件新组合孕育新质生产力。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规律，技术的任务是发明新的技术，创新是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创新链的逻辑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双向逻辑，既包括科学发现所带来的技术发明进而实现技术成果商业化的供给侧路径，也包括产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拉动技术开发甚至需要在科学上揭示其内在规律的需求侧路径。创新不一定需要从科学开始，但是创新的根基在于科学，关键在于技术新发明，目的在于创新，实现技术发明成果商业化，使技术成果变成新的经济力量。人口和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只能带来“经济增长”，却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要素投入的简单增加，并没有出现在质上的新变化，只是同一生产过程量上的变化，只有引入“生产要素和条件新组合”的创新才能够实现发展。

根据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生产要素在各行业中自由流动实现了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归零。熊彼特认为，创新能够打破经济均衡。当创新浪潮来临时，旧的经济系统被打破，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催生新的生产力形成。从生产力要素看，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不仅正在产生新的优化组合，而且在质量和范围上获得了提升扩展，新质生产力要素正在发生变革升级。从生产要素来看，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三位一体要素，正在加入技术（知识）、数据等新要素，形成五位一体新要素结构，新生产要素特别活跃，且在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40多年的快速发展，基本上完成各领域的追赶任务，形成了扎实的生产力基础，但进一步发展需依赖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创新。中国正在从DUI（Doing干/Using用/Interacting互动）模式向STI（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Innovation创新）模式转变，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引入生产要素或条件新组合的创新正在更新生产力质态，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跃进。

企业家群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真正主体，也即创新主体。科技创新不是指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动，也不是指科技本身的创新，而是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链式反应关系。科技人员通过科研活动形成科技研发成果，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而企业家通过将科技研发成果实现商业化，将生产要素或条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完成创新任务，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科学家的任务是科学发现，揭示自然规律；工程师的任务是技术发明，依据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开发出为人类有用的技术和产品；企业家的任务是创新，将技术成果商业化，实现技术的经济价值，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科技研发主体是科技工作者，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不能把研发等同于创新。现实中将科技创新混在一起谈论，模糊了社会认知，混淆了科技研发和创新的区别和联系，经常弄错了创新主体，不利于让真正的创新主体发挥应有的职能。

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而企业家是其中最为关键主体。100多年前熊彼特就清晰地阐述了创新是企业家群体的职能。企业家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实现生产要素或条件“新组合”的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就是弘扬创新精神。新质生产力来源于创新，企业家群体是主导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主体力量。市场经济的灵魂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有将生产要素或条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创新，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科学家和工程师无法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知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科技研发只能形成技术（知识）。必须由企业家群体将投入在旧的生产领域的各种生产要素，逐渐抽离出来投入到新的生产领域，或者组织新的生产要素去发展新的生产领域，形成新的生产力。“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17] 必须要有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不断地将生产要素新组合创建为一批又一批新企业，逐渐累积成新兴产业，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所以，持续涌现的创业者、新行业的企业家群体和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家群体，才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真正主体。要特别珍爱企业家和创业者，要珍惜和崇尚企业家精神。技术发明不是熊彼特界定的创新，技术发明成果商业化才是创新的本意。所以，要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也即创新，这一任务是由企业家完成的。

04

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核心标志

西方经济学生产力理论重点聚焦于“经济增长”理论或者“生产率”理论，也可以说是边际生产力理论。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采取边际分析方法，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厂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它的边际生产力 [18]。早在上个世纪初，创新经济学创始人熊彼特在吸收了马克思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创新”概念引入了经济学分析。他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只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不会带来经济发展，只有创新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他最早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分开来。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强调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短期的刺激经济的理论，缺乏对长期生产力发展的指导意义，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萨伊提出的生产三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5]，被西方经济学接受和继承，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是不同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强调资本和劳动投入，将技术看成是外生的，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这一核心力量。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和资本的函数，把土地合并到资本要素之中，代表人物索洛将经济增长中凡是不能够被劳动和资本解释的部分（即索洛余值），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即不可观测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也即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索洛和斯旺强调俱乐部式增长，虽然意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还是将技术看成外生变量。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积累和一般性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内在机制，将技术看成是投入要素；罗默认为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看到了技术的跨国转移带来了全球经济增长；阿吉翁和赫威特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生增长依靠技术进步。进入21世纪以来，内生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内演化。所以，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不是经济体外生的而是内生的变量，从而修正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其内在含义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所以研发投资至关重要。

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的一种内生机制。代表性人物和理论包括罗默强调生产要素外溢的理论[19]、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20]和垄断竞争与 R&D 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包括 格罗斯曼 和 赫尔普曼提出的横向创新理论[21]、阿吉翁和赫威特提出的纵向创新理论[22]。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研究了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和其他动态贸易问题的影响，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技术或知识外溢、落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强和模仿、适宜技术发展和创新的互补性，推动了发达国和落后国的经济增长，这是发达国与落后国在一体化中产生的“横向创新”，其实只在于发达国家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溢。阿吉翁和赫威特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的质量改进（或者说纵向创新）带来的，这里的纵向创新可以理解为本国的自主创新，而不是仅仅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新发明会使旧技术或产品过时，这种“过时”在熊彼特那里就被称作“创造性毁灭”。阿吉翁和赫威特关于纵向创新理论的最早研究成果是1992年发表的《创造性毁灭的增长模型》一文，给出了纵向创新理论的基本模型。他们对增长与失业、经济周期、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教育、政治制度等多方面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当然，纵向创新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除了 阿吉翁和赫威特的研究贡献之外，其他研究人员的成果也丰富了这个理论体系。纵向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竞争、专利政策、收入的国际差异、技术革命 [23]。从内生增长理论来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原因的模型被称为研发模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内生技术变迁理论、内生知识积累模型 [24]。在现代经济学中，探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理论逐渐成熟，对新质生产力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在经济增长或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05

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

科学的任务不是“创新”，而是“发现”。科学研究可以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不能够在研究结果上有任何新创造，只能够称为“新发现”。科学研究从假说到证实，是对自然界本来就存在而人类尚未认知到的规律性的一种揭示。科学家发现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进步至关重要。科学的诞生在于形式逻辑的发展，科学的初心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为“有什么用”去开展科学研究，功利主义会阻碍科学的发展。长期以来，无论是我们的教科书，还是政府文件，都是“科学”与“技术”不区分，统称为“科技”，容易将“科学”理解为“技术”。“科技创新”这一复合名词，包括科学、技术和创新，创新是名词，不是动词，不能够误以为就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创新经济学将创新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有特定的含义。真正的科学家从来不敢说自己有“创新”，只能说“经过研究发现了什么”，也不敢说经过自己研究得出的“新发现”就一定能产生“新技术”或者形成“新应用”。科学家是新质生产力“根基”的奠定者，科学根基越深厚，技术的枝干越多，结出的生产力果实也就越丰富。

工程师的神圣职责在于技术发明。工程师的任务不是简单地从事工业活动或工程项目的技术维护和指导，更重要的任务是技术发明。技术发明是工程师们借助于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原理，为了解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问题而发明出来的新技术，技术发明带有人类的创造性，是自然界没有的，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或方法或技术诀窍，在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一般以申请技术专利的形式获得保护。科学发现无法申请专利，只能够在各种科学期刊或著作中首先发表，提升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不能够直接产生商业价值；技术不仅带有人类的创造性，而且有潜在商业用途，会产生商业价值。因此，技术需要申请专利保护；也可以不申请专利，但得不到法律保护；还可以开源，无私奉献给社会共享。工程师发明的技术不是生产力，只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或者是要素的一个部分。正如一项科学发现可以引发很多应用领域产生新技术发明，一项技术发明也会在很多产业领域得到很好应用。经济学家熊彼特100多年前研究认为，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技术发明”不是“创新”，技术发明本质上是技术活动，不是直接的商业活动，所以，不能被看作是熊彼特最早给出定义的“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承载实体是产业及产业中的企业，在各个产业中的企业或新企业发生着生产要素或条件的新组合。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具有生命周期性，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互动促进新产业形成，技术创新驱动的新产业需要能够满足社会更高层次的需求，新的社会需求诱发新产业产生。产业融合形成新产业，产业分化（细化分工）也能形成新产业。新技术注入传统产业带来产业升级，工业软件技术注入制造业，推进了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基因技术注入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网络技术注入服务业实现了各种服务业互联网化，并使得商业模式发生了新的革命性迭代。新的技术成果商业化应用形成了新兴产业。新原料技术改变了劳动对象的来源和范围，新材料技术改变了劳动对象的可靠性，新的零部件和装备技术提高了劳动工具的先进性，工业软件定义了制造业且在多层面改变了生产者的生产方式。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抓紧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工业软件、产业互联网和工业APP在制造业中广泛应用，加快实现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又要想方设法加大已经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其可持续发展；更要紧抓新技术革命的机遇，超前布局面向未来的产业，培育一批新产业，这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代表性产业 [16]。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依靠科技研发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围绕着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旨在存量升级。着力点在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既要解决传统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问题，从而实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又要解决传统产业附加价值低、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高的难题，实现高端化和绿色化发展。围绕着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旨在增量培育。着力点在于新的技术成果实现商业化，形成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增加新兴产业力量。要高度重视工业软件、产业互联网和工业APP在制造业实现智能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使制造业智能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顶梁柱。

06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虽然，现在各种讲话和政府文件还没有表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但显而易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家群体。政府的职能在于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使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相互关系，若生产关系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进程，但不会改变生产发展方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最终还是会颠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所有制关系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前提条件，并体现于各个环节的关系中[25]，因此，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基础关系，要处理好所有制关系才能够优化生产关系中的其他关系。

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汹涌而至，全球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所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正在加速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这都明确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深化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是亟待政府部门完成的重要任务，是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能量的必然选择。在所有制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尤其要正确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不能够受过左思想影响而出现反反复复；在市场体系建设上，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微观层面上政府只能在市场失灵（垄断、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时发挥作用，政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创造优质的营商环境，由企业家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在对外开放上，无论别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已经错失了前几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基于，推进新一轮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任务圆满完成。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科学研究成为技术大国的根基，也是生产力发达和可持续性的奠基石，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大自然的内在规律，成为技术发明的重要源泉；正如一项科学发现可以引发很多应用领域产生新技术发明，一项技术发明也会在很多产业领域得到很好应用，基于科学研究的技术发明具有颠覆性和原创性。技术发明成果商业化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动力，缺乏创新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只能形成生产能力过剩，只有在生产体系中引入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起主导作用，才能够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本文刊载于《理论建设》杂志2024年第3期（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