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区域（江浙沪皖）一体化发展是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布局，这是继1982年以来，长江三角洲经历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多次演化升级的最新战略布局。区域一体化发展如何实现，却不是一件易事，三十多年的呼吁、组织与协商，进展不大。科学规划和大力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需要江浙沪皖协同完成，需要三省一市领导自觉提高协同能力，拿出具体措施，解决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只有遵循经济规律，顺势而为，方能有效。

一体化（Integration）超前于全球化在特定区域实现。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 Tinbergen，1954）正式提出“经济一体化”概念，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有效运动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作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前者是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即消除对有关各国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后者是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去强化自由市场正确信号的效果，从而加强自由市场的一体化力量。中国自1982年2月开始的上海经济区10个城市到1988年8月扩展到江浙沪皖赣闽等五省一市，随后撤销；再从1992年15城市扩展到现如今的江浙沪皖等三省一市历经18次协调会，长达35年的理论争论和现实协调始终未止。虽然学者们都认为一体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笔者认为，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始终面临着11个“剪刀差”难题。

一、产品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难题

其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交换形成的价值“剪刀差”。安徽总体上说还是生产初级产品为多，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生产总体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中农业、原材料和能源的比重仍然较大，制造业中传统产业比重占据近三分之二还是基本现实，这样与江浙沪的产成品交换，自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价值“剪刀差”。

其二，低端产品与高端产品交换形成的价值“剪刀差”。安徽整个产业技术水平还是落后于江浙沪。从企业生产的现实来看，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江浙沪还是有较大差距。在区域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市场交换实质上是低端产品与中高端产品的交换，从而难免存在价值“剪刀差”

二、要素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难题

其一，劳动（人才）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江浙沪的经济发展加速，大量的外资企业落地沪苏锡常，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者采取“用脚投标”的方式，纷纷涌入长三角务工（农民工）。从人才来看，安徽人才流向江浙沪工资水平高的省市，在安徽要么找不到就业岗位，要么工资水平就相对较低，工资水平差异导致劳动（人才）在区域间形成价值“剪刀差”。

其二，资本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资本流动向来是由回报率低的地方流向回报率高的地方。资本到发达地区获取的回报高于落后地区，就造成资本流动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吸收存款通过金融系统转移到发达地区放贷的资本流动，从而形成了资本市场的价值“剪刀差”。

其三，土地（生态）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土地在发达地区是昂贵的，尤其是建设用地和生态环境，而在落后地区土地价值相对便宜。前十多年产业转移和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都是基于土地的区域价格差，落后地区招来的企业，投资者拿到了便宜的土地，利用土地跨区域置换获得了足够的回报，这就造成土地市场的价值“剪刀差”。

其四，技术市场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要素，技术市场的交易更是存在着明显的“虹吸”效应。从安徽省技术合同交易额来看，安徽卖出去的技术多于买进来的技术。安徽的技术在省内实现产业化的要少于到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化。即发达地区购买一项技术出价高于在落后地区的出价，从而导致技术市场呈现出价值“剪刀差”。

三、公共服务质量“剪刀差”难题

其一，基础公共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江浙沪的基础公共服务明显优于安徽，供给也更加充足。发达区域公民或组织就能够享用到价格更为便宜的基础公共服务，与落后区域形成价值“剪刀差”。

其二，经济公共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落后区域的经济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发达区域，也会形成经济公共服务价值“剪刀差”。

其三，社会公共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江浙沪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高于安徽，从公共福利来看，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安徽公共福利水平远低于江浙沪；在环境保护方面，下游（江浙沪）则希望上游（安徽）保证下游水生态优化，又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转移支付。另外，在国家环境政策高压的情况下，对安徽极为不利。

其四，公共安全服务形成的价值“剪刀差”。相对来说，江浙沪的警察和消防等服务意识、行为和水平高于安徽，从而也形成“剪刀差”。

四、公共政策水平“剪刀差”难题

公共政策既包括中央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包括地方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前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刀切”的形式，甚至某种情况下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或者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而发达区域政策资金投放量大，落后地区则难以拿出资金或者配套资金较少，形成了与发达区域明显的政策性资金“剪刀差”。从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来看，由于发达地区政策理念较为超前且有雄厚的政策资金支持，政策实施的人为障碍因素也相对较小，而落后地区政策理念、资金数量和实施中人为障碍都要将导致政策水平低下，从而形成政策“剪刀差”，从而不利于与发达地区竞争。

根据以上分析，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安徽作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体，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精神的主角心态，强化学习意识，积极主动作为，深入谋划一体化发展方案，针对性地解决相应问题。安徽要学习江浙沪的发展理念、先进做法、改革经验和创新精神，重点谋划好自己的事情，撸起袖子，自强自立，尽快缩小与江浙沪的差距。

首先，要强化“积极性一体化”意识，由中央政府来纠正自由市场的偏误性信号，积极引导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十九大报告强调，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从理论上来讲，就是要纠偏市场偏误性信号所导致的资源过多向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集中，造成区域间发展失衡。从政策上来看，由国家政策引导比地方出台政策引导，具有更强的治理约束力和激励作用。

其二，要着手做好“消极性一体化”，协调好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尽快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以促进一体化,大幅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各种行政性壁垒仍然大量存在，需要四地的立法部门和各地政府行政性政策制定部门联手审核各地政策差异和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各种法规、政策和做法，让要素市场、产品市场更加自由化。落后地区要下大力度改善服务质量，减少环节，集中服务，大幅度提高行政效率。

其三，要加快推进落后地区创新创业，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通过创业实现新经济主体增量扩张，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以缩小价值“剪刀差”。江浙沪皖的差距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主要集中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安徽产业经济发展滞后，导致整体经济发展滞后。一方面表现在创新创业不够，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创业更能够表达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大量的创业者才能够生成新业态、新产业，才会有“独角兽”类企业产生，从而通过增量扩充改变产业结构。

其四，要想方设法提高新经济关键要素价值，吸引优质生产要素集聚落后区域，尤其要强化人才和技术要素集聚，为安徽实现创新驱动服务，支撑新经济发展。安徽是出人才的大省，而不是聚集人才的大省，如何聚集人才，需要优质企业平台或者微观组织平台，不是政府出台一个笼统的人才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要制定以微观主体为落脚点的人才政策并将政策落实到微观主体。技术要素的集聚也是集中在企业，企业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政府构筑鼓励创业、扶植创业的平台、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互动协调作为才有出路。

其五，要大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这是落后区域政府部门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乃至生活成本的关键问题。无论是我们本地人的现实感受，还是外来投资商的办事经历，不管政府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安徽公共服务水平（质量、态度和供给数量）都远低于江浙沪。总体上来说，各种公共服务都与思想观念、管理水平和经济实力有着密切关系，必须在这些方面拿出具体的改善方案。

其六，要强力推进思想观念转变，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安徽急需要进行一场深入的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大讨论，来刷新全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江浙沪思想观念对接是难度最大的对接，是思想意识深层次根本性的一体化。

（作者：刘志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