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首先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并且对外开放水平在全国领先，是对外开放的先发地区。相对而言，中西部内陆地区，不沿海不沿江，开放条件先天不足，在国家对外开放梯度推进的过程中又属于后发地区，形成内陆开放与沿海开放处在两个方阵，两种不同的开放类型，沿海开放是率先型、整体推进的，点面线结合，内陆地区开放是循序渐进型、梯度推进的，由点到线，再到面。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这两条开放的路径变得越来越清晰。然而随着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东中西开放渐次格局开始转变，突出表现为内陆省份的开放步伐加快。尽管内陆省份多数经济开放水平比不上沿海省市，也都不是开放大省，但是大部分内陆省份提出新时代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安徽、河南、四川成都、重庆等近年来对外开放的经济开向度较以往有很大提升，成绩可圈可点，值得总结经验。此外，内陆开放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大，尤其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对外出口贸易压力增大，沿海地区经受新的考验。目前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主开放能力较弱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如何适应这种开放新形势和新要求，是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回顾40年，内陆省份经历的对外开放路径是完全不同于沿海地区，以安徽及内陆省份为例，新时代内陆省份对外开放就需要抓住战略性机遇，审时度势，探索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新路径。

一、内陆开放的三大战略机遇

我国对外开放实施的是由沿海向内地梯度开放战略，广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是随着全国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内陆省份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的角色重新定位，抓住了国家区域发展的三次重大战略机遇。

第一次是上世纪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沿海地区都是我国实施开放战略的前沿地带。早期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全部在沿海地区，从1984年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确定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城市，到1990年实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的开放战略，1990年浦东的开发开放，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提高，结构调整升级，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内陆地区凭借劳动力与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比较优势，承接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分享了开放带来的第一波红利，也开启内陆开放的大幕，1996 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成为我国内陆对外开放城市，随后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内陆县市。如安徽在这个时期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进入21世纪，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融入贸易全球化的经济，促进我国区域全面开放格局，为内陆省份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大大促进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陆地区深入。内陆地区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区域分工，一些内陆企业开始“走出去”，到海外与沿海投资建厂。

第二次随着上世纪东部开放，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到2005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是继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策之后,中央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上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对于中部六省寻找发展崛起的路径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安徽抓住中部崛起的政策，为后来的皖江地区开发开放带来契机。2010年把皖江城市带上升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为全省第一个上升至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层面的规划。同样，内陆的河南2012年提出《中原经济区规划》，湖北2007年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获批，表明中部省份开放意识的觉醒，开始加强顶层设计，扭转对外开放的边缘地位，积极谋划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第三次是党的十九大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强调扩大开放范围、拓宽开放领域、加深开放层次，创新开放方式、优化开放布局、提升开放质量,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度，明确新时代我国 “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相继推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三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还是长江经济带，都是事关对外的扩大开放和深化开放的战略，对外开放实现我国多区域联动、多区域覆盖，东、中、西部省份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是加强国内与国际的联动，构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开放格局，长江经济带加强陆海内外联动、构建东西双向开放的格局，2014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进长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在长江经济带包括22个省份，内陆城市在这个国家发展战略中都有明确的发展定位。安徽加入长三角，全省8个城市成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肥市与南京，杭州，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全方位、宽层次、多领域格局，为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的第三次重大战略机遇。

二、内陆省份开放高地构建的经验

面对机遇，内陆省份紧紧抓住，牢牢把握，在提升开放水平，对外扩大开放度，加快追赶沿海地区开放水平，补短板，聚优势，育机制，初具内陆开放高地形态，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  地理区位优势突显。

内陆地区人力资源丰富，土地成本低，市场需求潜力大，产业基础好，长期以来，这些后发优势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新一轮对外开放，内陆地区交通居中，内陆区域交通优势显现，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都具有承东启西，南北通达的区位优势，为打造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提升内陆省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全国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一些内陆省份由此地理区位的重要性脱颖布出，郑州、重庆、武汉、成都、西安、合肥等一些城市发展枢纽型经济十分成功，内陆型枢纽型城市日趋增多。如河南以打造多式联运国际物流中心为目标，加快建设网络联通内外、运转顺畅高效、标准衔接协同、支撑保障有力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郑州成为全国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网中唯一的“双十字”中心，新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经济中心，“一带一路”核心节点城市，打造国际性综合枢纽。安徽省会合肥曾经交通地位在省内不如蚌埠与芜湖，近年来，已形成8条高铁组成的米字型高铁枢纽，一举成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聚焦建设“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枢纽。这反映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重点在于交通运输的地位提升，内陆中心城市首先要具有综合交通枢纽的良好条件。

2、  对外开放通道建设加快

在依赖海运与水运大宗物资运输的时代沿海地区占据开放优势。内陆地区不靠海不沿边的自然区位，限制了内陆地区口岸的形式和口岸体系建设，长期以来，就是对外开放的“短板”。

随着高速铁路与公路，内河航运与航空运输的大力发展，近年来对外开放的通道进入大建设时期，交通与物流的便利性大大提高，加速了市场要素的配置、流动。西向的重庆中欧班列打通了中国内陆到欧洲的西向通道，东向的渝甬、渝沪班列，以及南向的“渝黔桂新”等铁路大通道，合肥的合新欧班列开通，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铁路口岸中欧班列的开通为铁路口岸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此外，内陆指定口岸是特定货物进境的对外开放口岸。为了适应我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需要，延伸海港和边境陆路口岸功能的内陆指定口岸蓬勃发展，建设更多“门到门”、“直通式”的内陆口岸，如：赣州木材指定口岸、成都肉类指定口岸、重庆汽车整车指定口岸。指定口岸发展最好的内陆地区是河南省，已拥有肉类、汽车、澳大利亚供宰活牛等进口内陆指定口岸，也是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省份。内陆指定口岸的发展使内陆地区成为汽车、水果、粮食、肉类等重点商品国际集散中心，为内陆口岸建设和开放创造了条件。全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口岸，沿海地区口岸占了大半、其次是沿边地区口岸，再次是内陆地区口岸有29个，只将近占到十分之一。以安徽为例，对外开放度很低，实际上通过长三角实现进出口，迄今还占到全省的一半以上。力争各类口岸建设，也就成为内陆省份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全球化和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趋势下，口岸作用越来越重要，内地的物资进出口更加便利，口岸的配套服务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改变了长期以来内陆地区口岸建设滞后的局面。

3.对外开放的平台构筑

开发区是开放的主要阵地。改革开放以来，内陆地区的高新区、经开区和国家级新区、综合保税区、试验区、示范区纷纷涌现，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与高地，对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徽省截止2017年底117家开发区，数量占全国比例 4.6%，其中国家级开发区22家，居全国第9位，省级开发区95家，居全国第8位，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数量在中部地区领先，不仅是产业园区，而且3个综合保税区、2个出口加工区、3个保税物流中心，拓展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开放平台优势凸显。重庆形成“1+2+5+7”的国家级开放平台体系，随着贸易多元化试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等重大改革试点开展。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建立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特色贸易新形态，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增长点。这些平台是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高地的重要载体。

口岸是对外往来的门户。在全球化和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趋势下，口岸作用越来越重要，全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口岸，沿海地区口岸占了大半，其次是沿边地区口岸，再次是内陆地区口岸。以安徽为例，对外开放度很低，实际上通过长三角实现进出口，迄今还占到全省的一半以来。近年来内陆口岸增长较快，改变了长期以来内地严重滞后沿海地区的局面。内陆指定口岸的发展使内陆地区成为汽车、水果、粮食、肉类等重点商品国际集散中心。如赣州木材指定口岸、成都肉类指定口岸、重庆汽车整车指定口岸。发展最好的内陆地区是河南省口岸，已拥有肉类、汽车、澳大利亚供宰活牛等进口内陆指定口岸，是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省份。安徽有5个长江一类口岸、4个B型的保税特流园区，9个进境指定口岸。内陆地区的通道建设大提速。

4.      开放政策红利分享

内陆地区从产业转移到各类开发区的建设，从对外开放通道与口岸到平台建设，分享了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来自的政策红利。内陆省份获批自贸区、跨境电商、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或试点城市，加总的数量是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创了新高，反映了国家对于沿海与内陆更为均衡配置政策取向，从而改变了政策红利向沿海倾斜的局面。甚至一些内陆型城市获得的政策更为集中，以合肥市为例，2009 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获得国家批复建设，2016 年安徽获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2017 年初合肥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国2025制造试点城市。从近期的最大政策红利，还来自对内陆地区自贸区设立的支持。自2013年设立的第一家上海自贸区以后，目前全国自贸区已有11个，其中内陆省市4个，分别是成立于2017年，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制度层面通过联动发展的方式形成一体化的特殊经济区域，对推动内陆开放发挥积极作用。

5、开放环境优化与改善

厚植开放，优化环境不可或缺。随着内陆开放水平的提升，内陆地区的市场意识、服务意识也是大大增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选择，最终造就了内陆开发梯次差异。重庆在优化外贸结构、精准“引进来”、帮扶“走出去”等方面提高服务企业水平的务实行动。试点外商投资“单一窗口”，建立“一口受理、分工协同”的在线办事平台；企业申报录入项从184项缩减为84项，对53个国家施行“72小时过境免签”。合肥加快与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通关通检一体化，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建成全市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完善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和实施清单，提升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深度，争取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不见面”审批等。武汉推26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湖北省创建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出台“开放10条”、“招商10条”、“文化科技10条”等政策措施。除了交通基础设施硬环境的改善外，还是软环境的优化，无论中部还是西部省份，曾都是农业大省，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思维，以及长期以来自我发展壮大的内陆意识，正在改变，开放意识培育力度持续加大，进一步提升内陆的对外影响力。

三、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路径

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回顾40年，内陆省份这些年发展的动力与成果都离不了“开放”，但与沿海地区开放水平、开放层次、开放规模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主开放能力较弱。因此，开放更新了理念，开放倒逼了改革，开放推动了创新，突出强调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向高度、广度、深度上拓展，走出内陆地区各具有特色开放的新路径。

1．注入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活力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与层次的提升，要抓住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机遇。从改革开放以来，内陆省份对外开放，是紧跟国家改革开发的步伐，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从局部到全覆盖，内陆地区与内陆型城市在国家发展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中成为重要支点，角色愈加重要，是对内陆地区发展给予极大的支持，为促进内陆地区要素资源的集聚，不断注入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动力，激发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源源不断的活力，促进内陆地区创新开放的新模式。

2、共享沿海地区开放新动力

对外开放本质上是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社会网络的过程。回顾内陆开放的历程，开放沿海强内地弱的局面转为沿海与内陆分工互动。沿海沿边的开放为内陆开放提供了经验和模式的创新，内陆地区跻身对外开放前沿，要加强与沿海地区互动，尤其将对发展观念创新、体制创新、产业对接、市场融合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要把握得好、借力得好，平台功能与水平差别，各区域的开放平台布局和功能清晰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内地的物资进出口更加便利，口岸的配套服务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加强平台协同发展，打造各类开放平台上实现突破，形成布局合理的平台体体系，构建沿海与内陆交通一体化、多式联运体系，实现水、公、铁、空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连接，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合作，品牌的创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平台，强化开发分工协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

3、  释放以开放促发展新空间

内陆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千差万别，开发的条件与基础也是各有差异，要找准结合点，推进政策创新，释放改革红利，争取更多的政策，在内陆地区的先行先试，在新起点上构建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体系，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强全国一盘棋的顶层设计。支持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与平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省辖市积极申报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支持内陆地区建设国家级新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通过供给侧改革，功能整合，提升全省的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空间。内陆开放，在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减少地方保护，深化放管服改革，理清权力清单，优化投资营商环境上，迫切性更大，提高政府的报务水平与质量，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创新管理体制，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探索工作人员“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进一步以开放促发展的新空间。

4、主动适应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内陆省份走过的40年，从农业大省褪变为工业大省，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格局，步入开放引领发展的新时代，提升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的能力。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适应，地方政府更要先行的探索，主动作为，积极作为。深度参与融入国家战略，在全国外开放沿海、沿江、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积极参与区域性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建设，鼓励内陆地区企业组团式“走出去”，打通对内对外开放通道，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发展水平。

5、创新驱动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需要突破内陆意识，更新理念，加快新旧制度，新旧动能的转换。内陆省份应具有 “通江达海”意识。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借助互联网、物联网新一代技术，信息的普惠，要素流动的便利，信息的共享，构建外向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准入，放宽领域，内陆与沿海同步推进开放的创新力度，不仅是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区域经贸投资规则体系，共同营造诚信、有序、包容的区域开放大环境，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区域市场深度融合。

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内陆开放在抢抓机遇中扩大开放，经改革促开放，以大开放促大发媕娿，增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内陆省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打造内陆开放高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高国力、张燕，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及推进思路，区域经济评论，2014.4

罗黎平，推动形成内陆全面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