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伟大梦想，是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后发展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任务更重、难度更大、时间更长、程序更多。建议国家在浙江省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同时，选择像安徽省这样的后发展区域作为实现共同富裕试验区，积累典型经验、形成推广模式。安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定基础，推进共同富裕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完善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机制制度；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全面提升区域发展综合实力；坚持效率与公平统筹，不断优化现代社会结构；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坚持共建共享理念，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效率与公平 现代化 共享发展 路径选择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对共同富裕的特征、内涵、原则以及实现路径作了深刻的阐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是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中国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消除贫穷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面富裕，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全面进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目标，以高质量治理为手段，以全方位创新为动力。

一、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使命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均贫富”一直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主旋律，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中华民族从被动迫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洪流，到主动加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再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数仁人志士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索中体西用、以器卫道的现代化道路，都无法挽救民族于危难，都无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80%的老百姓始终处于贫困挨饿状态。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走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1978年全面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开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强大起来了，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谱写了新篇章，实现共同富裕有了坚实基础和坚定信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实现国家富强的战略目标。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丰富了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内涵，是我们党顺应人民期盼、把握历史方位的重大战略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必须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走出来的，宣告了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了西方现代性逻辑的控制，走上了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重点解决地区、城乡、收入等差距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富裕，有效防止两极分化，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结构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进一步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实现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富裕，不是没有差别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同等富裕、同样富裕，不是均贫富、搞平均、拉平衡、劫富济贫，不是通过偷税漏税、失信诈骗、非法经营等去实现的富裕，而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业、共建共享而实现的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壮举，阶段性地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远景目标，更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创建过程。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肩负起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历史使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总体实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要坚持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之路，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组织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创新链水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融合和文化建设来减少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冲突，丰富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涵。要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完善分配制度机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

二、安徽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

       新中国成了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砥砺前行，实现了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三个历史性变革，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一定基础。
       1.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跨入中等收入地区行列。70多年来，安徽经济经历了恢复发展、调整整顿、徘徊减速、起步改革、起跑提速、高速扩张和跨越赶超等多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间，安徽经济增长近50倍。1949年，安徽省生产总值仅20.68亿元，2009年达1万亿元，2014年达2万亿元，2018年达3万亿元，2020年近4万亿元。2021年前三季度安徽省GDP总量位居前10，处于第一方阵，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1432元，增长11.6%。
       2.经济结构逐步优化，新兴工业大省地位基本确立。安徽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建国初期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产占比75%以上，工业占比7.9%。改革开放40年来，安徽坚持优先发展工业，不断探索工业发展路径，尤其是从2003年起实施的“861”行动计划，围绕八大重点产业基地和六大基础工程，启动了支撑力和牵动性强的重大项目。1978-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由“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二、三产占比明显提高。2018年安徽省家电“四大件”总产量突破亿台（套），江淮、奇瑞成为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的典范，合力叉车、奇瑞乘用车、海螺水泥产量等多项产品位居全国第一。新型显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量分别达到7.2亿片、3782套和7.3亿块。
       3.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创新能力多年位居第一方阵。70多年来，安徽统筹推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一大批原始创新成果在安徽竞相涌现，从世界第一台VCD、中国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到世界第一台全超导核聚变装置、、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安徽省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1万台，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12万辆、占全国13%。2000年以来，安徽着力大力培育以京东方+科大讯飞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以上，贡献了全球20%的智能手机液晶屏、30%的平板电脑显示屏，工业机器人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1/10。
       4.基础设施极大改善，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形成。70多年来，安徽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建成了一大批打基础、管长远、事关全局的重大基础工程。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地位确立巩固，一个以高速公路为骨架，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基础的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截至2020年底，安徽省高铁运营总里程2329公里、居全国第1位，实现“市市通高铁”；“五纵九横”高速公路网加速形成，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2.7万公里。合肥成为全国19个铁路综合枢纽之一，“四纵八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基本形成。全省7.2万公里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提前完成，建制村公路通达率99.97%。建成了大别山五大水库群和淠史杭灌区，新开挖新汴河、茨淮新河、怀洪新河等三条人工河流，2016年开工建设的引江济淮工程，是继南水北调工程之后，全国最大的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
       5.法治安徽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70多年来，安徽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许多法规的规定具有创新性，走在了全国地方立法的前面。1980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安徽省首件地方性法规。1985年，安徽省在全国较早制定了专门规范立法工作的地方性法规。从1993年到1999年，安徽省年均立法近24件次，经济方面立法约占54%。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创造具有安徽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自治模式。岳西县农村“组合竞选”村委会，五河县村级民主听证质询制度，以及城市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铜陵模式”，都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安徽样板。
       6.文化体制改革实现突破，文化软实力明显增强。70多年来，安徽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推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出现了1950年代以严凤英为代表的戏剧表演、1980年代以鲁彦周为代表的文艺创作、2010年代以陈先发为代表的原创文学等安徽文化发展高峰期，积极推动中华文明“两创”，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推出了有戏安徽、文学皖军、文化体制改革的“安徽现象”、公共文化服务的“反弹琵琶”模式、文明创建的“安徽样板”等典型经验，居民文明素质明显提升，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突破。
       7.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幸福指数创新高。70多年来，安徽省教育快速发展，文盲率从新中国初期的80%以上下降到2018年的5.25%。全省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初期的35岁增长到2018年的76岁。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1949年城乡居民收入不足100元，2018年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984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达3439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3996元。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城镇、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018年分别达到41.2平米和52.9平米。截止2020年11月，全省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
       8.“走出去”步伐加快，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取得成效。安徽省紧抓“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建设中国（安徽）自由贸易区，通过高水平参与国际产业合作分工，提升核心竞争力。先后成功举办了10届中国国际徽商大会、2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和2届世界制造业大会，安徽企业境外投资合作目的地已扩展到137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世界500强企业来安徽投资设立159家企业。全省建有省级以上开发区117家，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2家，数量居全国第4、中西部第1。
       9.加强环境资源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70年多来，安徽注重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生态强省。启动“五八”造林规划，实施万里绿色长廊工程，在全国第一个基本实现消灭荒山的省份。1995年，实施“碧水蓝天工程”。2011年，在巢湖流域和淮河流域部署和实现“零点行动”。在全国开展首个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2017年，安徽省出台《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见》，并在全国率先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系，2021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安徽的林长制在全国推广。安徽创新治理方式，打造湖泊治理的巢湖模式，以“三河一湖一园一区”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为引领，加快构筑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

三、后发展区域实现共同富裕面临挑战

       从全面小康到实现共同富裕，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效率保障、力求高精度瞄准、推动高水平赋能，最终建成具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目前发达国家最低月工资都在4000元以上，有的达到10000元，安徽省最低工资每月仅有1500元，经济差距较大，必须充分认识安徽省这样后发展区域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实现共同富裕重点难点在“五区”，也就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山区、生态（林、垦、牧、库、圩）专区。这些区域都是传统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薄弱、产业结构失衡、创新能力不足、民生欠账较多，更多责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公共生态资源，实现共同富裕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可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早在1984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完成的《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预见性地提出，“中国必须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使用现有的社会政策手段是否仍然能够实现一个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并很快接近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的社会目标和社会分配目标？一方面要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分配公平，关心十分贫困者，这两方面的关系将日趋紧张。”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后发展区域实现共同富裕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发展理念落后，奋斗精神不够。一方面是信心不足，一部分人认为共同富裕在发达国家都需要上百年，我们去年刚刚脱贫，脱贫成果尚且难以巩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以上。2020年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人均GDP分别达到2.25万美元、1.75万美元、1.45万美元，安徽省人均GDP仅有0.9288万亿美元，差距十分明显。长三角内各省市发展差距很大，同步实现共同富裕很难。另一方面是盲目自信，缺乏久久为功思想，一部分人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和历史责任，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提供足够资金、引进各方人才，先发展地区对口帮助到位，不需要作艰苦努力，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发展基础差、可用资源少，基础设施如道路、通讯、文化、环境等严重落后，产业发展缺乏支撑，困难群体的脱贫成果很难巩固，既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截止2020年12月，上海、江苏、浙江的5G基站建设数量分别为5.6万个、7万个、6万个，而安徽省5G基站只有3万个，建设差距较大。三是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比较严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处于高位水平且有扩大态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倍以上，收入差距鸿沟亟待弥合。2020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2232元、43390元、52397元和28103元，安徽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上海市的39.9%、江苏省的64.8%、浙江省的53.6%。在安徽内部，合肥都市圈、沿江地区与皖北地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盆地化”经济格局明显，皖北地区人均GDP仅为全省的65%，城市化水平低于全省10.5个百分点。四是公共服务差距更大，除了居民收入差距之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资源和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差距也非常明显，城乡均等化的目标远没有实现。2019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人均寿命分别为80.26岁、76.63岁、77.73岁、75.08岁；2019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人均卫生费用分别为9495.89元、5012.01元、5433.29元、3159.72元；2020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一本、211、985高校录取率分别为21.8%、13.6%、5.3%；12.1%、5.2%、1.4%；14%、4.4%、1.9%；14.2%、4.1%、1.1%。皖北地区的教育生均拨款、每千人医疗卫生床位数都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另外，由于公共服务差距，尤其是城乡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农村孩子包括留守儿童、随打工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发展能力严重不足，贫困代际传承问题严重，农家子弟上升通道变窄，阶层向上流动动力不足，阶层固化趋势加重。五是三次分配基础不牢，社会氛围不浓，政策法规缺失，调节空间狭窄，后发展区域往往慈善文化发展落后，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整体经济实力偏弱，自愿捐献、互帮互助的意愿和能力都不足。浙江省的阿里巴巴集团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2021年9月，浙江省委书记带头，倡导党政机关干部每人捐出1天工资。在安徽省就缺乏这样的企业和慈善文化。

四、后发展区域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安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遵循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建立完善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机制制度，全面提升区域发展综合实力，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不断优化现代社会结构，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加快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步伐。国家在选择先发展区域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同时，还可再选择像安徽这样的后发展区域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试点省，后发展区域探索的经验和模式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更具普遍性、代表性、典型性，更具可推广可复制价值。
       1.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建立完善共同富裕的机制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把实现人民幸福的“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归宿，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共同富裕多重维度的把握和践行，将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推向新境界推上新台阶。要加强实现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先自主开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全省试点，再力争成为国家实现共同富裕试点省，积累经验、形成模式向中西部地区推广。为统筹推进共同富裕工作，建议成立安徽省共同富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建安徽省共同富裕研究院，从市场、行政、社会、文化、人才、技术、法治等维度研究制定政策体系，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全面提升区域发展综合实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统筹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毫不动摇地、一心一意地发展战略性新性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和特色创意农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探索“并联式”发展新路。拓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渠道，结合安徽特色小镇建设，选择具有示范引领的大项目，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培育好县域的支柱产业和首位度产业，不断壮大区域特色产业，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活力。扎实推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加强监测、及早干预，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增加农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制定出台地区间横向带动政策法规，建立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持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完善区域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注重带动项目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加大对发展能力带动力度。
       3.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不断优化社会结构。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促进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缩减社会进步代价，在追求公平中释放出促进效率的能量。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增强社会群体发展能力。持续实施“创业江淮”行动计划，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构建“扩中”“提低”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基本原则，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改变“强资弱劳”分配现象，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强化精神富裕共识，破解阶层固化难题，建立“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工程，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超过40%。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重点是调节财产税、房产税、遗产税等，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机制，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完善慈善政策法规，培育社会慈善主体，拓展第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范围，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建立市场化的慈善捐赠机制，探索利用慈善捐赠资金新模式。
       4.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民工等城市新居民分享城市发展红利。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城乡关系。要结合安徽实际，鼓励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区建成公共服务“安徽样板”。以五个“区块链接”为载体，强化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能源保障、生态环保、市场体系、信用监管、公共服务等一体化共建，促进“双招双引”“双对双创”，让发展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支持毗邻苏浙区域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样板区和示范区。对皖南、皖西和皖北地区提供菜篮子、米袋子以及洁净水源、森林草原、湿地、蓝天白云等公共产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给予合理经济补偿。
       5.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健全党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网络化+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挥数字治理机制作用，使“智治”成为共同富裕的新支点。制定出台后发展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具体实施标准，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加快补齐教育、医疗、文化、交通、通讯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要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加强实现共同富裕立法进程，依法保障先富带后富制度落实。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研究构建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加强推进共同富裕监督考核，保障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文系安徽省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安徽小康史》、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课题《安徽省特色小镇模式优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邢军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所长、区域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安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范丽娟系民盟安徽省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