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体“双碳”目标的实现，安徽碳达峰碳中和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政策背景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厘清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在机理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路径，深挖“双碳”背景下安徽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结果发现：安徽碳达峰碳中和基础与压力并存；当前安徽碳排放量呈现增加趋势且未来仍有上升空间；在能源结构调整、能源消费降碳、重点领域减碳、碳汇增加等几个方面存在发展机遇。
       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安徽；碳排放量；机遇

      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最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压力、工业化进程阶段等发展约束下，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CO2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的简称，下同）承诺不仅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国责任与担当的外在彰显，更是重塑新发展格局的内外路径融合的根本落脚点。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趋势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有信心、有决心走出一条艰难的“减排之路”来实现承诺。
在碳达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指导下部分地区“要谋先手棋”，安徽作为长三角重要一员，在双碳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征程中“走在前列”，既是国家推动部分区域率先达峰、提前完成达峰目标的战略部署，更是安徽借力“十四五”发展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双碳攻坚阶段整体性约束指标已经明确界定在“3060”，安徽除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与控能控碳约束权衡、产业结构高碳与创业转型升级的接续、区域碳减排能力与潜力不平衡、碳排放规模大与人均碳排放水平低等共性问题外，还存在高碳产业结构、高碳能源结构特征突出、脱碳技术与生态碳汇供给能力不足等个性问题，急需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系统的实践探索。   

一、碳达峰碳中和背景及国内外实践动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研究表明，只有在2050 年左右实现CO2排放量降为净零才能实现1.5 ℃目标，全球范围内达成控碳、降碳的共识。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到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39个发达国家控碳行动，规定了减碳目标；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协议》，提出全球气温升幅应限制在2oC以内，要求各国向联合国提出2020年减排目标；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代上升复苏控制在2oC，并努力控制在1.5oC以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各国和地区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认知逐渐深化，一系列国际公约、会议和协议的签订（表1），彰显了全人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努力和切实行动。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全球公认已稳定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国家和地区54个，多集中在以美国、日本、英国等为发达国家代表或以冰岛、不丹、瑞士等为代表的高森林覆盖率的国家，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截止到2020年底，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承诺，占全球碳排放量65%和世界经济70%，例如英国、瑞典、芬兰、法国、丹麦等国家均已立法明确碳中和时间。
      自2006年中国碳排放量超过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政府积极践行碳减排，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节能减排的基本实施框架，依托四个五年计划，打好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环保和科技六个维度的政策组合拳，切实落实节能减排行动；自2010年国家发改委分三批次先后设立了87个省级和市级试点地区，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能源体系，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清单编制基础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低碳发展实践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国节能减排历程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十五”的自发探索阶段，“十一五”的大力推进阶段，“十二五”的全面推进阶段，“十三五”的创新开拓阶段，碳减排措施重点从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内涵演变，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操作，从机制探索到体系构建，从试点示范到推广应用，从顶层设计为碳减排构建了全方位的政策保障。

二、碳达峰碳中和内在机理

       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基础，各主体达峰时间和峰值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长和难度，以政策规划、节能提效、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四大支撑，为碳中和实现奠定结构、技术和效率基础，提升碳排放空间，充分释放节能潜力和扩展增长空间。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约束，要求达峰行动方案必须要在实现碳中和的引领下制定，以从需求端做好降碳减碳、从供给端增加碳汇和绿色低碳生活三大路径，保障全球温控目标的实现。虽然两阶段承担差异化重点任务，其根本出发点是一致的，双碳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其一，双碳是一场绿色工业革命，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双碳变革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彻底脱钩，摆脱不可持续的黑色经济发展。中国是绿色工业革命的重要创新者和参与者，率先创新绿色工业化、绿色现代化，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保障。其二，双碳初衷是应对生态危机，符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双碳强调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担当与决心，更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系统的最根本举措。这与中国通过生态环境好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愿景相融相通。其三，双碳是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符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路径。碳中和的发力点在于技术创新，涉及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农业、生物科技、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掌握和布局零碳、富碳类技术，培育低碳发展能力。
      依据双碳实现的主体和程度的差异，形成逐步递进、梯度变化的三个基本壳层结构（图1）。第一层次：实现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双碳的首要解决问题——缓解全球变暖，是从根本上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双碳推动下构建绿色低碳现代经济体系，是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的重要路径；双碳实现过程中，政府以政策支持、制度保障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低碳产品，同时引导个人提升绿色低碳意识，积极参加绿色低碳实践[6]。第二层次：核心目标，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问题。双碳强调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将生态效益视为经济效益的基础条件，经济效益是实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径，进而达成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层次：实现方式，包括能源结构、产业组合、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布局、交易体系六个方面变革。双碳首先变革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占比，提升清洁能源使用；能源作为重要生产资料，从成本收益角度将碳达峰的影响传导到生产方式；能源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造成产业要素在既定约束条件和成长空间上重新进行要素配置，新产业、新业态等产业组合出现创新；交易体系是基本碳排放稀缺性特点，通过市场手段对企业之间、地区之间乃至个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生活方式的变革既是双碳理念深入思想意识的结果，也是生产方式变革从生产端传导到消费端；以上五种变革区域内部、区域之间形成产业转移、人口流动、要素流动、政策支持等，最终改变空间布局。

图1 碳达峰碳中和内在机理

三、碳达峰碳中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路径

     （一）碳达峰碳中和引导路径
       双碳引导路径的核心是“转变”。其一，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变。主要任务是完成从煤炭为主向清洁能源为主的跨越式发展，“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给能源结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双碳引导能源企业向以水、风、光、核为主的清洁低碳能源供给转型，培育先进能源技术、清洁低碳能源、能源生态系统供给能力和供给主体，调整能源行业格局。其二，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双碳引导传统产业积极探索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低碳环保节能生产模式，走向更少碳排放、更好效益的增长模式；同时激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新业态，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都是在传统汽车产业、化工行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向绿色化转型发展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技术、产业、配套等方面需求，可能延伸出很多生产性服务业。例如针对污染物排放、污染处理与监测、节能设备更新、环保技术、环保服务等。其三，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节约型转变。绿色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是零碳社会可持续的基础，是消费端和供应端全链条系统工程低碳化的保障。一方面出行、饮食、消费、办公、用能等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节约，直接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绿色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从需求端引导绿色消费，传导到生产端，既倒逼生产环节的节能减排，也引导环保产品的研发。其四，生态碳汇从保量向增量转变。双碳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根同源同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重点从保转移到增，继续加快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实现生态系统固碳效能最大化，增强生态系统的碳贮存和碳吸收能力。其五，碳减排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在二氧化碳排放在大气之前，采用技术处理，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总量，被动地、高成本地在生产过程终端处理；双碳引导碳排放控制从整个产业链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尤其是生产投入开始就全过程预防和控制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主动地、低成本地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控制。
     （二）碳达峰碳中和倒逼路径
       双碳倒逼路径的核心是“约束”。在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双控的总量约束、到2030年达到国家的目标25%左右的效率约束以及“3060”的时间约束下呈现出重要特征：一是现实问题逆向约束性。经济粗放增长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大幅提升的人均需求等发展困境，倒逼政府、企业与人民全面反思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深刻认识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抓铁留痕”的决心贯彻落实双碳目标。二是“3060”目标强迫性。在“3060”目标约束下，目前安徽能源结构偏煤、非化石能源比重偏低、产业结构长期“偏重”、部分地区地高碳发展路径依赖惯性较大、区域双碳基础不平衡等现实问题突出，迫使决策者、实施者和参与者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三是过程反复性。双碳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针对现有问题倒逼解决机制，而解决旧有问题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以此不断推动前进。
       双碳对经济社会发展倒逼路径具体如下：首先，以碳排放总量倒逼能源结构调整。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前提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及增速，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将不符合要求的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坚决拿下，避免高碳锁定和沉没资本，加快行业退出或限产减产；同时加快发展太阳能光伏、生物质能、风电、储能等新能源供给比重，扩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提供安全可靠能源保障。其次，以碳排放强度倒逼产业结构低碳。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尽快出台钢铁、煤炭、水泥、石油化工等主要高碳行业碳排放达峰方案，在原来的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开展低碳化改造，加速降低产业结构高碳水平；以提效降耗推动能源梯级利用，强化重点行业、重点生产环节、重点企业的节能管理，实施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技术改造等重点工程，推进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等。再次，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倒逼产能调整。双碳倒逼产业提效降耗，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严格控制能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兼顾考虑行业总体产能和地区实际需求，遏制低效能产业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加快整合压缩过剩产能，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强化资源能源和环境硬约束,淘汰落后产能，限制高耗能产能扩张，推动传统产能转型升级，壮大清洁产能优化布局，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最后，以生态高水平保护倒逼发展方式转变。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是碳中和实现的重要途径。双碳倒逼发展摆脱低成本要素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放发展方式，形成高效、安全、绿色的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排放要实现全流程防控，推动工业绿色升级，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民众生态思维，加快美丽中国建设，约束民众生活方式向绿色生活、绿色消费转变，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文化。
     （三）碳达峰碳中和挖潜路径
       双碳挖潜路径的核心是“催生”。一是科学技术层面。围绕“减排”和“增汇”这两条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的路径，科学技术层面的创新是根本。减排方面，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核心技术要实现创新突破，抢占节能减排技术高地，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增汇方面，主要涉及海洋生态系统碳汇格局、固碳关键技术，海洋微生物负排放机理，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存、增汇潜力，岩溶碳汇增汇，区域碳循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原发、基础、前瞻性技术研发[10]。总体上看，我国面向碳中和的绿色低碳技术体系还尚未建立，重大战略技术发展应用尚存缺口，意味着发展潜力大，加快推进、超前部署就能抢占先机。二是产业层面。双碳对现有产业进行重构，对产业链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赋能产业，催生出新业态。例如自动驾驶、能源互联、燃料电池、分布式能源、储能、氢能等新兴能源产业的提升[11]。三是空间布局层面。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性大，传统煤炭、石油等化石资源分布对早期区域经济发展起到较大影响，但随着风光水等发电成本逐渐降低，风光水等新能源的地域价值重新被评估。水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风能集中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光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和适合发展核电的沿海地区迎来发展机遇。另外，用电大省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中东部及沿海地区，集中跨区域大规模输配消纳成为关键，这种电力输出和输入模式必将东西发展格局产生新的影响。

四、安徽碳达峰碳中和基础及趋势分析

       实现双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需要科学、客观、理性、全面地研判，科学把握安徽现有基础、精准破解双碳压力。
     （一）安徽碳达峰碳中和基础与压力并存
      “十三五”期间安徽综合实力跃升明显，转型发展成效突出，为双碳目标达成夯实了基础。其一，经济发展态势较好，2016-2019年，安徽GDP年均增长8.2%，快于全国1.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由2015年的23831.2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7114亿元，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其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向高端化、合理化程度提升，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新兴产业增长明显快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7.3%和15.1%。其三，科创基础优良，安徽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向“并跑领跑”迈进，“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建设全面推进，科技进步贡献率年均提升0.8个百分点，每万人口专利拥有量由4.3件提高到11.7件。其四，能源结构脱碳明显，能源消费量收窄，2007-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幅明显降低，从2008年的7.6%下降到2019年的2.1%；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煤炭消费占安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15年的77.1%下降到2019年的70.2%；能源效率持续提升，单位GDP能耗降至0.425吨标准煤/万元，四年累计下降17.6%。其五，节能减排潜力增强，森林碳汇能力不断提升，2016-2019 年安徽累计完成新增造林546.6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8.7%；低碳试点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合肥市、池州市、淮北市、黄山市、六安市和宣城市6个低碳城市基本落实了低碳试点工作方案各项目标任务，成果经验对安徽低碳发展具有较好借鉴意义。
      较于珠三角、长三角其他省市，安徽发展任重道远，多重问题凸显，为安徽双碳目标如期达成施加了压力。其一，能源刚性需求与减碳指标任务的平衡，由于安徽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碳排放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增加，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难度很大，对能源有着刚性需求。“十四五”时期，安徽预计碳排放增量将在2000万吨、强度累计下降18%，但国家下达的增量指标将在1500万吨、强度累计下降20%左右，完成约束性减碳指标任务艰巨。其二，能源结构偏煤与产业结构偏重并存，2020年安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70.3%；电力供给结构以煤炭为主导，发电装机容量7816万千瓦，其中燃煤火电占比高达65.8%，转型难度大；2020年安徽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778万吨标准煤，增长4.8%，能耗总量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88.7%，高于国家5个百分点左右。其三，低碳发展与能源安全保障的协调，据预测，2025年，高峰时段最大电力缺口将达2200万千瓦，约占全省最大负荷的三分之一，达到长三角电力缺口的50%；安徽本地可再生能源资源有限，且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受到土地资源与生态保护等方面约束，能源安全保障面临挑战。其四，重点领域局部减排与整体达峰平衡，工业、电力、交通、建筑四大领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嵌套的，下游消费的增长需要、上游消费的支撑，减碳要充分考虑上下游之间的关联，目前缺乏各部门各行业工作联动。其五，体制机制与因地制宜的统筹，率先达峰地区、欠发展地区、资源转型地区等区域资源禀赋、生产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受双碳冲击的程度不同，相应地脱碳、降碳、低碳的成本有着显著差异，双碳政策需差异化设计。
     （二）安徽碳排放趋势分析
       对《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介绍的碳排放测算的基准方法进行改良，通过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两部分对安徽碳排放现状进行“摸底”，核算结果见图5。安徽2007年碳排量为30799.6万吨，到2019年增长到了66972.5万吨，年均增长率为7.3%。在此13年间，安徽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明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2013年）：快速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加速发展，能源消耗大幅增加，安徽碳排放量随之出现了较大增长，由2007年的30799.6万吨增至2013年的57178.2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2%。第二阶段（2014—2016年）：回落阶段。制约经济持续走高的不利因素较多，特别是受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导致能源消费呈回落趋势，加之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碳排放量呈现平稳波动趋势，由2014年的59257.7万吨增至2017年的59480.9万吨，年增长率仅为0.4%。合肥市工业碳排放量呈平稳增长趋势，第三阶段（2017—2019年）：反弹阶段。安徽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动能增强、协调联动的多措并举，巩固争先进位、量质并进的势头，刺激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使得能源消费量的激增，碳排放量迎来新一轮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7.6%。

图5 安徽碳排放总量图（单位：万吨二氧化碳）

      碳排放预测模型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体现城市低碳政策的引导和控制对碳排放影响，预测结果见表2。未来安徽碳排放总量仍有上升空间，因为能源消费仍是支撑终端部门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的重要支柱，碳排放削减空间收紧。安徽有望最早在2025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基准情景下将在2030年达峰，峰值约为94214.9万吨；激进模式下碳排放与基准模式同年达峰，但其峰值相较于基准模式多13577.9万吨；低碳模式下，达峰时间为2025年，峰值约为 64408万吨，相较于前两种模式达峰时间提前了5年，低碳情景更顺应国家的低碳转型趋势。基准模式下安徽碳排放达峰时间与国家2030年达峰目标保持一致，这表明若要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节能减排政策，尤其是加快煤炭消费量的下降、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工业生产创新技术的提升以实现深度减排。

表2 安徽碳排放预测结果（单位：万吨二氧化碳）

注：峰值由“*”标出。

图6 安徽碳排放预测总量变化趋势图

五、安徽碳中和发展机遇分析

       结合安徽发展规律和基础，碳中和带给安徽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
     （一）摸清碳家底，从全局构建长效机制
       尽快开展会省及各市双碳问题的相关研究，摸清碳家底、找准减碳能力等基础性工作，统筹设计安徽碳达峰目标，尤其是差异化率先达峰地区、率先达峰行业的设定，布置分解碳中和任务；结合八个五年规划，将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科学制定重点地区及行业碳排放总量与增速等约束性指标及有效激励指标。从绿色低碳生产制造、工业污染防治、资源回收再利用等梳理工业发展新机遇；从建材新材料、零碳建筑、节能设计等方面梳理建筑业节能新机遇；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气化高速铁路、清洁燃料等梳理交通运输业发展新机遇。
     （二）发展绿色技术，从内在激发新动能
       发挥安徽科创优势，提前对绿色技术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工程建设等提前布局，构建技术、材料、生物、污染治理、废弃物回收、清洁生产等在内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拓展绿色技术转化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的渠道，做好“加减法”。“加法”是技术围绕BECCS、直接空气捕捉、生物炭等固碳技术以及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研发应用，增加生态碳汇能力；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核能、水电为主的零碳能源技术，完成电能、氢能替代，挖掘生物质能、地热等新能行业布局。“减法”是围绕电气化转型、新能源催生、能源效率提升、脱（降）碳降污、零碳材料、循环利用等技术，推进低碳化清洁化进程，加快工业绿色发展升级、农业绿色发展转型、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等实现产业绿色化，降低碳排放强度。
     （三）集聚创新要素，从双向推动产业升级
       从正向看，基于安徽生产要素投入效率，加快科研载体、人才、开放平台、产业园区等要素集聚，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高、成长潜力大的战新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重点引导能源体系重构、新兴产业培育、低碳技术革新等，同时重点关注产业转型升级风险及城市化进程中发展需求。从反向看，安徽绿色发展逐步暴露出堵点、痛点，正是双碳目标实现的短板所在。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必将倒逼钢铁、水泥、石化、有色、建材等高碳排放行业改造装备、提升技术水平。分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终端能源利用电气化、电力深度脱碳、生物质制氢造气发电的规模利用；在数字化和绿色化“双轮驱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低碳技术的深度融合下，探索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非化石电力装备、电子及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等绿色制造业发展机遇；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高科技、高效益、低排放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四）探索生态价值实现，从供给端增强碳汇能力
       森林碳汇作为一种新型森林经营产品纳入到《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框架，应从生态补偿、碳汇扶贫和生态振兴等机制创新，找寻强大碳汇供给如何转化为经济效应路径。安徽生态环境优质，具有较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和优势。总结新安江生态治理、林长制改革等经验，立足安徽实际，破解安徽困境、走出安徽特色。全面深入推进美丽长江（八百里皖江）的保护，坚决落实“十年禁渔”，非法码头和非法采砂治理等，严格环境硬约束机制，坚决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深入推进安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优先”单一路径、“绿色发展”单一路径以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复合路径等分类实践，从政策文件、区域规划、制度设计、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升“皖山皖水”的生态供给要素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五）普及低碳理念，从需求侧塑造节能软实力
       双碳目标是人类对气候变暖的现实深刻反思后的自省、自律甚至自救；观念决定行动，普及低碳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低碳良好氛围，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碳排放影响因素不确定性、生活方式转变长期性；一方面，强化低碳生活自觉意识，加强绿色生活及理念等知识、技能的普及传播，推崇节约环保消费理念，培养安全节能消费习惯，提高居民资源忧患意识，让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引导居民主动低碳行为，加快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绿色消费等行为模式转变，从吃、穿、住、用、行、教等消费领域推动全民低碳节约自觉行为；引导居民生活用能中电力、氢能、地热、太阳能等非碳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替代。
    （六）引入市场化，从主体夯实发展基础
      寻求多元主体的合力，破解仅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无法满足低碳转型的巨量资金需求难题。政府财政应支持重点关注低碳技术研发、产业示范、区域平衡发展等公共产品领域；引导社会资本以保护生态环境增加碳汇、资源有偿使用、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到双碳变革中；强化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服务体系、加大信贷投放等；丰富PPP、BOT、TOT等多种合作模式，将低碳转型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益效率集结合，为实现“3060”目标奠定物质基础；鼓励和支撑低碳环保市场多元化发展，深入推进能源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设高标准、多元化能源市场体系。借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厘清安徽碳排放量和碳汇供给能力，与一市二省积极探索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碳交易市场建设。

（作者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